1929年9月的纽约，华尔街的空气中弥漫着狂热的甜腻气息。百老汇大街上，穿着定制西装的资本家们步履匆匆，口袋里揣着刚打印出来的股票交割单，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兴奋——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从1921年的75点飙升到381点，每个人都坚信“股市永远涨”，连擦鞋匠都在向顾客推销股票，仿佛下一个百万富翁就是自己。
摩根财团的办公室里，约翰·摩根三世正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拥挤的人群，指尖夹着一支古巴雪茄。他的私人秘书刚刚送来一份报告，上面写着“通用汽车股价突破100美元”“美国钢铁股息上调5%”。“继续加仓，”他对秘书说，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傲慢，“把我们在铁路股上的资金抽出来，全部投进汽车和航空股。”秘书有些犹豫：“先生，最近有传言说银行在收紧贷款，会不会有风险？”摩根三世冷笑一声，将雪茄摁灭在水晶烟灰缸里：“风险？在华尔街，只有不赚钱的人才谈风险。”
同一时间，洛克菲勒家族的庄园里，小约翰·洛克菲勒正在举办晚宴，宾客都是美国金融界的巨头。餐桌上摆放着银质餐具和法国红酒，话题却离不开股市。“我上周刚买了10万股波音股票，现在已经涨了20%。”标准石油的总裁举杯，脸上满是得意。“我建议你们关注一下无线电公司，”小洛克菲勒放下刀叉，语气神秘，“我得到消息，他们要推出新的广播技术，股价至少能翻一倍。”宴会上的笑声此起彼伏，没人注意到窗外的夜色已经浓得化不开，更没人想到，这场狂欢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楚阳派驻纽约的特工楚伟，此刻正坐在华尔街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面前摊着一份《华尔街日报》，但目光却在观察着街上的人群。他穿着一身灰色风衣，戴着礼帽，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最近两周的股市异动：“9月15日，通用汽车单日成交量突破100万股；9月20日，银行开始要求股票投资者追加保证金；9月25日，摩根财团抛售50万股铁路股……”这些细节，都被他用加密电报发回了果敢——楚阳告诉他，这些“狂热中的异常”，都是崩盘的前兆。
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毫无预兆地降临。
清晨，纽约证券交易所刚开门，就有人开始大量抛售股票。起初只是零星的抛单，很快就演变成雪崩式的恐慌——通用汽车的股价从100美元暴跌到80美元，美国钢铁从261美元跌到200美元，波音更是直接腰斩。交易大厅里，经纪人疯了一样大喊着价格，手里的交易单像雪花一样飘落。一个穿着体面的中年男人抱着头蹲在地上，嘴里喃喃自语：“我的积蓄，我女儿的学费……全没了。”旁边有人试图跳楼，被保安死死拉住，哭声、喊声、咒骂声混杂在一起，曾经象征着财富的华尔街，此刻变成了人间炼狱。
摩根财团的办公室里，约翰·摩根三世脸色惨白，看着不断下跌的股价，手指颤抖着拨通了银行的电话：“快，给我调集资金，稳住股价！”但一切都太晚了——银行已经拒绝放贷，其他财团也自顾不暇，没人愿意再往这个无底洞里扔钱。当天收盘，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交量达到了创纪录的1290万股，超过200亿美元的市值蒸发，相当于美国全年gdp的1/3。
接下来的几天，崩盘愈演愈烈。10月28日，“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下跌13%；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指数再跌12%，成交量突破1640万股。那些曾经在股市里呼风唤雨的资本家，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洛克菲勒家族的资产缩水了一半，摩根财团不得不关闭旗下三家银行，曾经风光无限的经纪人纷纷自杀——《纽约时报》的讣告栏里，每天都能看到“因股市崩盘自杀”的新闻。
股市崩盘的冲击波，很快从华尔街蔓延到美国的每一个角落。
芝加哥的一家汽车工厂里，工人汤姆正拿着工资单，脸色铁青——工厂老板因为股票亏损，宣布裁员50%，他的名字赫然在列。“我该怎么养活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汤姆攥着工资单，手指关节发白。工厂外，上千名失业工人举着“我们要工作”的牌子游行，警察拿着警棍驱散人群，现场一片混乱。
纽约的贫民窟里，曾经热闹的面包店如今门可罗雀。老板彼得看着货架上过期的面包，叹了口气——以前每天能卖200个面包，现在连50个都卖不出去。“很多人连饭都吃不起了，哪里有钱买面包。”他对妻子说，语气里满是绝望。贫民窟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他们曾经是工厂的工人、商店的店员，如今却只能靠乞讨为生。一个小女孩拉着母亲的衣角，小声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能有饭吃？”母亲红着眼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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