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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8年6月18日，大兴。
在民调处大兴分部的一间装饰古朴的公事房内，民调处总制王炳森站在书案旁，手握着一支雕印着珐琅纹理的毛笔，凝神吸气，正在泼墨书写，临摹前明董其昌所书《三世浩命》书帖。
董其昌在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邑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万钟并列，乃是前明时期少有的书画大家。
“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
作为官宦世家，更是曾为皇帝侍从官，王炳森的毛笔书法虽然无法与董其昌相比，但多年浸染，也是有几分功力，丰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颇有几分大家风范。在以阴森暴虐特务云集的民调处，他有此番造诣倒是显得那么的“画风迥异”。
不过在齐国，使用毛笔者寥寥，世人皆用书写简单方便的羽毛笔或者浸渍笔，使得这种流传了千余年的毛笔书写方式在齐国境内有些势微。
羽毛笔或者浸渍笔使用简单，对纸张的要求也降低不少，对于推进齐国的科教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过，这些“小巧”的笔在书写过程中，似乎就少了几分传统古韵和美感，让来自秦国的文人学者见之，常常嗤笑为“卑末小道”、“粗鄙之举”。
随着齐国经济的发展，文化方面也逐渐繁荣起来，国内不少文人和附庸风雅之辈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又开始将毛笔“捡”了回来，然后去临摹书写从大陆搜集而来的各朝各代名人书贴。
咱们齐国不仅有钱，而且还得有文化，不是吗？
除了毛笔，各类书房摆件也开始堆到书房之中，以此来追慕宋明时文人的行止和心绪。
呃，用后世的说法，也就是所谓装个逼！
无论是酒瓢、笔筒、香筒、笔架、砚台，还是镇尺、臂搁、墨床、屏风、几案、棋盒，都是他们眼中的山林，心中的乐土，想象中的宋明儒雅之风。
就像大陆秦国文人书斋案上总会陈设一些古玩摆件，并遵循“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的美学原则，齐国一些王公贵族、高官显贵、文人学者也是如法炮制，一切形制皆仿神州，以此妆点风雅。
哪怕是这些古玩摆件的座托、几架、箱盒等，纵然体型娇小，但无论是在用料还是工艺上，也都是讲究气韵超拔的精品。
甚至不少精巧玩意，还是花费高价，从秦国进口买入，以此充点自己古朴典雅的书房。
话说，秦国的工业发展程度自然是远不如齐国的大工业模式，不仅规模偏小，而且技术落后，若是敢放开市场的，必然会被齐国吊打。
但是，经过数十年的承平岁月，秦国的各种手工艺制作却极度繁荣，包括宫廷在内的诸多文房摆件均由造办处各作坊承办，除了座钟、怀表、眼镜、珊瑚等精巧之物是来自齐国外，鲜有他国产品。
这个时期，秦国境内无论是皇宫内院，还是民间雅舍，都能见到瓷制文房器具的身影，如笔架、臂搁、笔筒、水丞形制等，种类异常丰富，且釉色多样，常用墨彩、粉彩、青花、单色釉、冬青釉、粉白釉、粉青釉、珊瑚釉等。
这些小玩意，随着秦齐两国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也逐渐传到齐国，并影响到国内的风雅之辈，相应地带动了秦国手工艺品的旺盛出口。
嗯，这或许可以算是神州大陆的强势文化输出。
毕竟齐国崛起于蛮荒之地，建国不过九十余年，这“精神文明”还需大陆的反哺和滋养。
“总制。”民调处大兴分部情报司负责人何永广敲门进入后，恭敬地站在书案后，将一份情报轻轻地放在桌上，“刚刚从广陵分部收到一封电报，已初步探明英格兰使团谈判意图和底线。”
“哦？”王炳森停下手中的毛笔，轻轻地将其放置在笔架上，从桌上拿起一张毛巾，擦了擦手，然后伸手抄起桌上的情报，认真地阅读。
“建业分部和广陵分部做得不错，着令嘉奖。”王炳森看完后，露出满意的笑容，随即将那份情报递给何永广，“稍后，立即将此情报发送给外交事务部情报室。哦，对了，要抄送一份给皇家侍从室，让太子知晓此间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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