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茫茫雪地上，我像一只失魂落魄的野兔在逃窜。茫茫的雪地上，我们大家像一群失魂落魄的野兔在逃窜……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一生的写照。
我在1969年11月那个酷寒的上午，提着15斤小米，仓皇离开西洼子时，就有了那样的一种预感。
太阳光很白，村庄呈现出一种土褐色的原始状态。除了高耸入云的旗帜和满墙的政治标语，它跟千百年前的村庄是一样的。
上车前，我绝望地看了一眼这没有任何温情的土地。
在我的一生中，再不会有安详的阳光照进教室，再不会有丁香花在教室窗下悠闲地摇曳，再不会有眼保健操的音乐在课间响起……“和平”，这个少年时代听得最多的词，将永远销声匿迹。我们从此就被推进了漫天风雪中，与狼共舞，奔逃不休。
回到长春，我赶到三马路小迷糊家，报告了不幸的消息。小迷糊的母亲在家，她是个家庭妇女，听了我的叙述，当下就坐在炕上，拍着腿嚎啕大哭：“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哇……”她没有什么主意，只是哭。小迷糊的父亲从街道工厂下班回来，听了我的报告，沉着脸，默然许久，回头斥责说：“哭什么？脚上的泡是他自己走的。这小犊子，我们管不了啦！”
从迷糊家出来，我又到火车站前的老龚家。老龚的父亲在家，他休闲的时候，也是一身戎装，正在书房看书。听了我的报告，老人家眉毛一皱，问了问详情，没有再说什么。拿出一个本子，翻了翻，摸起电话要打，忽然想起我还在，就勉强一笑，要留我吃饭。
我借口家中还有事，连忙告辞了。老龚的父亲送我到院子里，手扶着栅栏门，没头没脑地叮嘱了我一句：“孩子，你记住，你们都还年轻啊！”
家里已经天翻地覆，东西都清理好了，该打包的打包，该送人的送人。没过几天，一辆大卡车就把我们全家拉到了四平地区的怀德县。
这地方是平原，不属于长春管辖，但离长春并不远。平原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源，只能老老实实种玉米，所以不如西洼子富裕，连电也没有，晚上就点煤油灯。
我们暂时住在队长家的东屋，一铺炕住了全家人。劈柴、挑水、烧火做饭，过起了乡下生活。
我的老父亲，年过40了，从头学习劈柈子生火。队长的老妈看了一会儿，半真半假地讥笑道：“老某啊，你喝了那么多墨水儿，往后全都用不上了吧？”
我也开始在队里劳动了。我知道，生活中的关隘必须硬碰硬的去闯，今后我的路，再没有一丁点儿可以浪漫的余地了。那时候身体还挺棒，我每天都下死力地干，社员们很惊奇，说：“你干活还真是不惜力啊！”
当时有个政策，下乡的干部，可以把自己在外地插队的子女迁到身边来。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活路。于是，在乡下过了一个死寂的春节，三月初，我重新踏上到西洼子之路，去迁户口。
先到长春，再转车。如今这座城市，除了火车站候车室和医院走廊，再无我的一寸容身之地。买了到敦化的票，也不敢到其他人家里去探听消息，就在候车室过夜。晚上，车站派出所的警察狠狠地把我盯了半天。
我在心里哀叹，这才不过几天，我在长春的居留，就已经是非法的了！我的省育才，我的斯大林大街，都远离我而去。何日君再来，何日君再来？这个美丽的城，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再属于我了。历史的前进，就是以粉碎我这样的人为代价的。一个初中都没念完的小人物，哪里有什么权利谈个人的悲欢？
从敦化坐上长途汽车，我的心就在打鼓：这次回西洼子，能看到谁？能看到些什么？那件偷军车的事，过了三个多月，应该没事了吧？刘队长会是一副什么嘴脸呢？老龚他们会在户里吗？梁燕眉还是那样俊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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