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天，手上的绷带松了几层，手指头开始逐渐恢复各种功能。我开始恢复上班。举着手洗澡也方便了很多，不再需要阮致远提前替我打开喷头，调好水温，再扎上防水手套了。
但我的确有点不舍得恢复。因为那几天，阮致远就像个贴身保姆，事无巨细都替我做得妥妥当当。
我和阮致远相处得越来越默契，仿佛我们天生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两个伴儿。
当然，老板对我的体恤也随着绷带的减少而减少，我又开始没日没夜地加班。
只是，和以前不同的是，不管多晚回家，玄关处总有盏灯是为我亮着的。
有时，阮致远没有睡，也会与我一起坐在小花园里喝一两罐啤酒，天马行空地聊上几句，然后两个人都醺醺然地扎回自己的卧室蒙头大睡。
又过了几天，伤口结痂了，手心里横七竖八像爬满了褐色虫子，有粗有细，简直是个虫虫家族。
阮致远替我拆掉纱布时，半天都没说话。我看见他浅蓝色T恤的领口处轻轻颤动，我猜那里正有粒圆滚滚的喉结在上下抖动。那天，他把对不起说了不下二十次，直到我耳朵听出了老茧。
疼痛就此消失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厚硬的血痂下面，新肉像等待破壳的毛毛虫，蠢蠢欲动，痒得我坐立不安。那种痒，抓挠不得，仿佛从皮肉直侵进骨头里，再蔓延到全身，完全是场灾难。
我躺在床上，觉得浑身每个毛孔都在与我作对，我从床上滚到床下，又从床下滚出客厅，始终拿那无所不在、焚心蚀骨的痒毫无办法。
痒，原来是比痛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一件事。难怪七年之痒，谁也躲不过。
我不顾已是半夜，站在客厅中间，含着没用的、憋屈的眼泪大吼：“阮致远，你必须给我想点办法，否则我今晚就横尸在你面前。”
阮致远从卧室里奔出来——声音里睡意正浓，仿佛有一半还沉浸在刚才的梦境中，含混不清，“别急别急，我来想想办法。”
我看见他的T恤在房间里狼狈地转来转去，人字拖焦躁地踱着步，忽然那些痒就变得不那么具有侵略性了。
有人替你着急、为你分忧，任何伤痛和不适都能得到缓释吧。
在凌晨三点的夏夜，客厅里全是最后一茬茉莉花的香味。
有双看不见的手，用棉签蘸了酒精，小心翼翼地，在我血痂纵横的手心里，一下一下轻挠着，如同擦拭一件易碎的艺术品。
然后，有温润的气息轻轻吹拂在我平摊的手心，那气息搅动酒精带来的凉意与微微刺痛，渗入痂壳下面新鲜的嫩肉里，再从这些嫩肉里流入我的血液，输入心脏。
从来没有人这样怜惜过我，那样温柔，令一向粗糙鲁钝的我，也突然升华得较为矜贵。
同阮致远在一起，因为看不见，我常常忘记他是一个男人。我在他面前一直是松弛的，像一件随意垮下去的旧T恤，只需摆出舒服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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