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肃捏报改善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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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三年五月，徐元文被擢升擢（zhuo）升：提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重修《太宗实录》副总裁。第二年四月，改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充日讲起居官，专为康熙帝讲学、原先，熊赐履负责经筵讲官，但年轻的康熙皇帝对熊赐履进讲内容感到不能满足，他让徐元文将《通鉴》与《四书》相互进讲，想从《通鉴》记载的历朝得失成败中探寻治国之道。徐元文便精选《通鉴纲目》中与治国有密切关系的有关篇章，撰成讲义，按期进讲。徐元文这个阶段进讲《通鉴》里有关历史兴革内容，对康熙的行政治国有很大影响。因此，康熙帝赐他御书墨宝三幅。通过进讲，康熙对徐元文的政治才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徐元文先后被提升为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户部尚书，直到宰辅——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即使后来被降职，还被委任为《明史》监修总裁官、《大清一统志》副总裁、《三朝国史》总裁官。徐元文从此得以参与朝政大事，施展其振饬纪纲、澄清吏治的政治才能。

徐元文任左都御史期间，正值平三藩战争后期，吴三桂的几十万部众相继投降。降兵降将们要吃要饷，耗费巨大，使本来就吃紧的国库更显得入不敷（fu）出，军需更加显得吃紧。如何处理这些降众？有人主张把他们羁留云南；有的主张将他们调移他处；有人主张对他们进行整编；有的主张把他们划归各旗管束。徐元文认为这些主张皆不可取。他认为几十万降众羁留云南，绝非长久之计，弄不好会激起事变；调移他处，千里调动，耗资更大；换将整编，降众会疑心，终将留下隐患；划归各旗，降者人多势众，旗官如何管束？他上疏康熙帝，提出了独立有效的处理意见：第一，对胁从之众要恩许自新，以利瓦解三藩的军队。第二，安置恩许自新的胁从之众要区别对待，凡可留用者，应与绿旗将弁（bian）一例录用；不宜留用者一概分遣为民，由各道安插。这样一来，既可减少俸饷开支，又可充实军需。至于耿精忠、尚之信、孙延龄旧隶将官，更应该解散。康熙帝采纳了徐元文的建议，利索地解决了这件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徐元文还疏请革除三藩在粤、闽、滇、黔诸省的虐政，如盐埠（bu）、渡税、鱼课、船捐、牙行、勋庄、圈田等，康熙帝一并采纳了他的建议，荡除了旧日三藩辖地的横征暴敛。

清初曾多次下令清查隐占田亩，以实国库，并订出奖励性的规定：“凡查出者分别甄（zhen）录”。那些知州知县为了升官提职，凭空捏造。一些州县一夜之间竟多出几十万亩“田地”。这些“田地”的税赋自然摊到所在地农民的头上：三亩之家缴五亩税，五亩之户纳十亩粮。强摊硬派的作法，弄得许多交不出税赋的人家，有的被逼得卖田典地，倾家荡产；有的被迫卖儿鬻（yu）女，家破人亡；更多的是携老扶幼，逃亡他乡。清政府的清查政策不仅没有达到“以实国库”的目的，相反，却更加破坏了农业生产，为造就一大批贪官污吏埋下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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