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武功开元盛世

文治武功开元盛世

李隆基亲政后面临的形势也十分严峻。长期的宫廷政变，削弱了中央政权的力量，吏治腐败，官吏泛滥。玄宗在开元三年（715）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受。”注意任人唯贤，他所用的宰相，大都成了有名的政治家。

姚崇，是有名的贤相，办事干练。入相前他曾向玄宗提了10项建议，勿贪边功，广开言路，奖擢诤臣，除租税外不得接受馈赠，勿使皇亲国戚专权，勿使宦官专权等。玄宗样样应允，从而奠定了开元施政的方针。

当时，一些富户往往用出家当和尚的办法来逃避赋役，姚崇一次就查出1200多人，勒令还俗。又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抑制武、韦时发展起来的寺院地主势力。御弟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欺压百姓，他不讲情面，请玄宗批准，依法进行了惩办。

开元初，黄河南北连年发生蝗灾。蝗虫飞来如云遮日，所落之处庄稼都被吃光了。先朝也曾遇到蝗灾，由于捕杀不力，往往造成赤地千里，横尸遍野的惨景，以致物价飞腾，政局动荡。姚崇对此十分关注，力主诏令郡县及时捕杀，并由官府奖励治蝗。结果蝗灾被有效地制止了，尽管蝗灾连年，灾区也未发生大的饥荒，民心稳定。

宋璟（jing）继姚崇为宰相，也很注意选用人才，使官吏都能人尽其才。有一次吏部选人，他的远房叔父宋元超说明自己与宋璟的关系，想得到好差使，他知道了，特地关照吏部，不给宋元超官职。

张九龄是广东人，当时岭南被看作是荒远的地方，那边的人很不容易做到大官，由于其有才能，玄宗便任他做宰相。他建议选用人才要慎重，在吏部议论人才，态度极其公正。他执政时，已在开元后期，每见玄宗有什么过失，总是极力劝谏。

唐玄宗不但注意任用贤相，而且还重视对地方官员素质的培养。这与以前唐朝皇帝重京官、轻外任的作法不同。由于以前的地方吏治混乱，致使大多地方官员水平很差，而且贪污腐败，走后门的现象极为严重。因此，唐玄宗即位时，把新上任的县令200人，重新召集到大殿上，亲自出题考试，谁知只有一人合格。唐玄宗气愤异常，将不及格者革职，让他们重新学习，连主考官也因此降了职。唐玄宗还建立了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对他们的工作定期进行考察，按优劣分为五等，作为其官职升降的标准。关于走后门的现象，唐玄宗直接下令，不准朝廷官员的子弟凭借家族关系当官，对于那些年少不懂事的朝官后代更是不准授予地方官职。

在封建社会，皇帝与皇亲国戚之间的关系是最难处理的，因为在这一方面，对权力的欲望总是大大压过了亲情。历史上有多少的明君没有处理好这层关系，而导致弑父、弑兄的惨剧时有发生。

唐玄宗在这一方面则棋高一招，公私分明，而且是比较有特色的。唐玄宗兄弟很多，在身边的就有五个，俗称“五王”。在位的皇帝最怕被人篡权，尤其怕自己的兄弟篡夺皇位，唐玄宗也不例外。但他却没有像别的皇帝那样，将自己的兄弟视为冤家对头而杀了他们。玄宗并不认为五王有篡位的野心，而是怕他们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因此，他一方面不让兄弟们涉足政事，避免他们与京官过多来往，另一方面却对他们加倍体贴，照顾入微，深厚的手足之情让人艳羡，有些事连普通人都是很难做的。这样唐玄宗和兄弟们的关系就很融洽。

玄宗的改革政策，主要是通过下级官员去贯彻执行，玄宗能注意用人，这是“开元之治”得以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玄宗在位的前半期，不仅文治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武功也赫然可纪。在玄宗即位以前，边防危机十分严重。公元696年，契丹奴隶主李尽忠利用民族矛盾，煽（shan）动其部众举兵反，并且攻占了营州。紧接着，营州都督府管辖的连昌、师、鲜等12州也相继失守。武则天派王孝杰等组织反击，结果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契丹贵族经常疯狂掠夺土地，残害北方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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