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军的路上，赵期昌便开始思索招远县诡异的窘迫。只论冶铁生产力，这个地方炼出的铁，打造的铁制品只要能售卖出去，决然不会沦落到这一步。
这是卖家的情况，有能力生产很多的铁制品，偏偏卖不出去。又无法干别的营生，只能死撑着一直干。至于铁制品降价，成本摆在那里，已无法再降；至于售卖更便宜的铁锭，抱歉，这年头的官路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运输成本太高。
而买家这边儿，到底缺不缺铁制品？缺，没人会嫌家中铁制品少，这东西是铁，最不济的时候也能拉出去换些粮食吃，还能长久保持，属于一种保值物品，能购买，自然会购买。
之所以卖不动，赵期昌估计还是民间流通货币稀缺导致。这东西简单说起来就是本朝的嘉靖通宝太少，不够流通。这不是印刷纸币，就连纸币印刷也有个成本问题。
对朝廷而言，印铸的官钱代表的是朝廷的底蕴，这是当世人能看的着，后世人也有迹可循的证据线索。所以要铸币，都是全力以赴制造质量上乘的货币，如此民间才认可，后世也能通过货币的成色断定出当年，也就是此时的朝廷财力。
而铸币的成本……有点高。
这也是崇祯初期发行了分量十足的崇祯通宝而朝野称颂，人人都觉得很有面子的一件事；等吃完天启老本，又无法开源节流，铸造铜币成色徒降，再无人扯这件事的原因所在，都觉得丢脸。
没错，对中枢而言，制造质量十足的铜币，是亏本的事情。一次铸造一千万文的钱，可能成本就在一千二百万。而铸币大权归中枢所有，除了北京也就南京还有资格能铸造，铸造后发行天下，成本又会抬高。
这是后世一元钱硬币很少见的原因，因为对国家而言，铸造一枚一元钱硬币，成本与面值几乎相等，随着通货膨胀，成本会一步步超过面值……这能保值是好事，可携带不便，对国家而言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所以还是大力印刷纸币吧。
大明的宝钞信用破产，现在的宝钞只有三个作用，第一是朝廷给文武发俸禄时，以宝钞冲抵二三成俸禄，减少官员工资支出成本；第二就是抵罪用，一旦犯罪，都是可以赎罪的，宝钞就是朝廷规定的硬通货，这才使得宝钞有了一点价值所在；第三就是用宝钞做衡量单位，整个长度是布尺，印花长度是官尺，布尺与官尺平均后，大致与后世公尺一样。
眼前就是如此，前朝遗留的钱币在使用中磨损，含铜量降低成为劣币小钱、恶钱，明朝前几任皇帝发行的铜币含铜量十足，可磨损依旧很严重。这其中又有人为的因素，很多人拿到分量十足的官钱，会闲了磨刮铜币，扣一点铜粉是一点，毕竟，铜就是钱。
而民间各处胆子大，又有实力的某些人物，乃至是官方人物，也会私底下铸造钱币，质量可想而知。
这就造成了一贯钱等于小钱一千文，还会浮动；一贯钱等于七百文官钱，也会浮动；贯钱与银之间的汇率也在变动，金银之间的汇率也在变动。
尤其是金银，本来储存、流通的就少，没本事的人刮官钱生钱，有本事的给白银、黄金掺水份，还有一个宝钞在浑水摸鱼，大明的货币体系混乱的一塌糊涂。
所以一切大宗买卖，很多商人都是凭信用做事，不用现钱，以票据为凭证。这始于宋朝经济发达的四川地区，而这一点行业经过元朝大衰败、明初律法的禁锢，发展到此时，钱庄这种东西现在的确有，但规模远不如百年后昌盛。
官方、民间的金融机构都如此乏力，加上混乱的货币体系，出现一个产铁重地，因为粮食减产而爆发延续危机，也就可以理解了。
大明的生产力不是不行，而是金融体系过于混乱，将上上下下坑了个遍。
应了那句老话，一处如此可知各处，小且如此弗论大者。招远这边儿只是一个缩影，让赵期昌看着极为的别扭，这种时代的错误，而自己却清醒的认知，是不是狂妄了点？
一路思索，半夜二更时抵达登州南城。
张承甲已组织留守伤兵、城中军户丁壮烧好饭菜，协助远征归来的军士扎营。
赵期昌抬头看着南城城楼上罗列的火把，眉头紧皱片刻，城墙上两衙三班衙役也是紧张。捕倭军在城中的威风，他们已经领教过了，不愿意再领教。
城北有现成的军营、营房，按计划半夜入城后就能全军休整。可钱知府卸任后，新来的知府一来就雷厉风行，三日前就严格执行宵禁政策，分明是蓄谋已久的手段，摆明了要给捕倭军，给他一个下马威。
赵期昌微微侧头，语气平淡，道：“人家不认我等，亦不管我等子弟兵寒心与否。既如此，全军用饭，迁营中所。”
张茂拍着马脖子，他是个外宽之人，最好面子，新知府如此不给面子，也让他脸皮发烫，扭头：“三郎，弟兄们行军劳苦，若赶赴中所，恐怕军中会有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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