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东都政局陷入一种矛盾和焦灼之态。
矛盾是因为东都各方势力对纷繁复杂的中土局势有不同的关注和解读,有的认为解决陇西危机乃当务之急,有的认为戡乱剿贼已迫在眉睫,有的则坚持认为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南北运输大动脉上,以确保二次东征的胜利。大家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导致意见不能统一,决策拿不出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各地局势持续恶化却一筹莫展,这让越王杨侗、东都留守樊子盖以及众多中央留守大臣们焦虑不安,心急如焚,只能日复一日的奏报远在辽东的圣主,甚至一日数奏,但寄希望于圣主决策不过是自欺欺人。当前形势瞬息万变,即便是东都,也是应接不暇,焦头烂额,穷于应付,更不要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圣主了,所以东都奏报越勤,越是表现出东都留守权贵们的不作为和不担当,根本于事无补。
就在这时,梁郡贼帅韩相国祸乱豫州之后,突然像疯了般不知死活的越过京畿天堑防线,开始猛攻伊阙口,威胁东都,给了京师以空前震动。
反贼竟然猖獗到攻打东都了,这还了得？这根本就是对东都的侮辱,对十二卫府的侮辱,对中土权贵的侮辱,于是朝堂上的争执突然停了下来,此刻还争什么争？反贼都杀到东都南大门了,轻重缓急一目了然,还用得着争吗？于是意见统一了,决策也出来了,马上调集大军南下,剿杀反贼,砍下韩相国的头颅,以儆效尤。
决策有了,并不代表问题就解决了,相反,问题更复杂了。
军方认为,东都卫戍军的职责是保护圣主,保护东都,保护京畿,所以东都卫戍军不能离开京畿,不能越过天堑防线,更不可能长时间远离自己的防区,去通济渠两岸戡乱剿贼。留守东都的右骁卫将军李浑、右候卫将军郑元寿为此回复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樊子盖,军方即刻抽调兵力增援伊阙口,以确保京畿和东都安全,但拒绝去通济渠两岸戡乱剿贼,换句话说,军方对局势的发展并不乐观,对越王和留守府做出的决策并不认同,对当前局势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消极防御就足以保证京畿安全,反对以攻代守。
军方有军方的职责和立场,他们坚持原则乃理所当然,无可指责,也指责不了,所以越王杨侗和东都留守樊子盖马上约见河南郡的赞务裴弘策。
圣主迁都洛阳,改洛阳为东都,而洛阳所在的河南郡便成为京畿所在。河南郡的北面是大河,东面是荥阳郡,南面是襄城郡,西面是弘农郡,这三郡就是京畿外围,其中荥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位置最重要,处在京畿天堑关防以内,所以名义上荥阳郡也算京畿重镇,其太守一职一般由亲王出任,视东都政局情况,或虚领,或实职。而真正意义上的京畿河南郡的太守却绝对是个虚职,是个象征着权力和荣誉的官职,过去由储君元德太子虚领,元德太子薨亡后,则有距离储君位置最近的齐王杨喃虚领。既然是虚领,那就没有实权,而掌握实权的便是河南郡的行政副长官,一郡之赞务。
京畿有卫戍军镇戍,京畿行政长官当然没有统兵权,但圣主远征期间,考虑到东都和京畿之安全,考虑到特殊情况下不但要征召京畿乡团宗团地方武装,可能还要紧急征募地方青壮为兵,所以圣主特意授予河南郡赞务裴弘策临时统兵权,允许他在危急时刻调集京畿所有人力物力财力,力保东都不失。
裴弘策出自河东。河东与东都、西京隔大河相望,人杰地灵,豪门世家众多,其中以裴氏、柳氏和薛氏为最。因为地域、历史、利益等等复杂关系,河东与以长安为核心的关陇地区、以洛阳为核心的河洛地区的联系都很密切,但自关陇兴起,中土进入三足鼎立时期后,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集团,开始向以山东五大豪门和鲜卑八姓勋贵为首的汉虏两大老贵族集团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在激烈的冲突中,新兴贵族集团中的关陇人、河东人、河洛人自然抱成了一团。然而,随着中土一统,政治格局也就变了,新兴贵族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与老贵族集团联手阻挠大一统改革,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中央集权必将摧毁门阀士族的特权,所有很多有识之士锐意改革,支持圣主加快改革步伐,于是不论是新兴贵族集团还是老贵族集团,其内部都陷入了分裂和争斗。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关陇人、河东人、河洛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对立,而河东人因为在政治上更偏重于改革,其中河东裴氏更是成为圣主激进改革的有力支持者,使得河东人成为改革势力中的重要力量。
圣主远征期间,当然要安排自己的亲信留守东都和京畿,樊子盖守内,裴弘策御外,可谓万无一失。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越王和樊子盖都无法说服和调度军方的不利局面下,军事上的一些行动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裴弘策了。
裴弘策一口答应,马上召集郡府官僚,紧急部署征召乡团宗团地方武装以及征募大量青壮组建军队,他给出的期限是,五天内,必须建立一支万人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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